脱颖而出

　　但是此后，四家企业的差距开始迅速拉大，2001年，华为的销售收入255亿元，利润20亿元；中兴销售收入93亿元，利润5.7亿元。大唐销售收入20.5亿元，巨龙销售收入则仅有区区几个亿。

　　2002年5月《人民日报》刊载《“巨大中华”今日为何差距这么大》一文，文中指出：华为是民营企业，其余三家都是国有企业。但不同的是，中兴不仅是上市公司，而且采取了国有民营的运作机制。大唐也是上市公司。

　　华为公司几乎从一开始，就实行了全员持股，限于当时的体制环境，属于偷偷进行，直到1997年深圳市政府出台了《深圳市国有企业内部员工持股试点暂行规定》之后，才对外公开并随即进行改制。

　　机制只是一个方面，从1997年开始，华为从IBM、Towers Perrin韬睿咨询、The Hay Group合益咨询、PricewaterhouseCoppers普华永道以及Fraunhofer-Gesellschaft弗劳恩霍夫协会，引入了流程变革、员工股权计划、人力资源管理、财务管理和质量控制各个方面的外部咨询。

　　同一时期，华为开始同德州仪器、摩托罗拉等公司成立了联合研发实验室。截至2005年6月，华为共有10所联合研发实验室。

　　《在矛盾和平衡中前进的“狼群”》一文中披露，华为在对研发持续投入之后，开始着力改善企业形象，甚至提出“省钱的不是好干部”。从1995年开始，华为公司要求所有办事处都从民房搬到当地的星级酒店里。同样在北京出差，华为鼓励销售人员住北京饭店，而中兴的销售人员住的是核工业招待所。

　　市场投入当然削弱了当前盈利，对此任正非的《华为基本法》有自己的解释：我们将按照我们的事业可持续成长的要求，设立每个时期的合理利润率和利润目标，而不是单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。

　　华为原副总裁胡红卫回忆说，华为强调该花的就花，不该花的就不花。他称，华为高层办公只有任正非一人有独立的办公室，其他副总裁都是与员工一起办公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