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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今天，想想那些当初一起出道、如今逐渐沉寂、下落不明的人，我当然是得胜者的心态。2000年互联网的冬天，谁都说张朝阳是最先死的。可活得最久的还是我。

　　我这人心理上有过很多沉重的包袱，但我吸收了很多东方的智慧，才导致今天依然能够坐在这个位置上，而不被干掉。

　　从1999年到2002年，我面对的是西方沙文主义。那是一种西方百年商业成功所总结出来的一系列MBA教材，它对于中国是居高临下的俯视，对中国现实中存在的复杂性和博弈性没有真正理解，往往显得粗暴、武断。当时我没有任何的商业经验，面对这样俯视的挑衅，就像是学生面对先生，被尺子抽了一顿。我的董事说一句话，我都要特别认真地对待，担心说着说着就会把我的CEO说没了。

　　到现在，搜狐董事会就剩下一个外国人，其他的都走了。这当然是我争取过来的。

　　在2005—2007年，我是可以比较自由地施展我的管理哲学的——现在几乎可以算是我最自由的时候了。但之前，我不能施展，处于狼狈的状态，2001、2002年我是被推着走的，这个人要离职了，那个人要招聘了，一天到晚各个部门需要我具体去管。

　　这几年搜狐的管理越来越下沉

　　管理无非就是一件事——经过大浪淘沙，把公司里聪明能干、有品德的人放在正确的位置上，并且让这些人看到公司的希望，愿意拼命地工作。这样的话，我才能自由抽出身来，隔一段时间挑一个主题跳进去。比如说，我在2005年、2006年尤其2007年关注技术和产品，就会跟很多技术人员讨论问题。比如在奥运期间做宣传，我就会跳出来当记者。